我看着她纯真的笑容，又看了看站在她身边的付建平，他正用一种热烈又含蓄的眼神望着她。我心里突然冒出一个疯狂的想法，于是等乐乐走了以后，我又刷刷写了一通话递给付建平：“付建平，看在我大难不死的份上，你可以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帮我报答乐乐，以生相许。不许你拒绝，因为你我都知道，乐乐绝对是配得上你的好女孩。”他接过纸条还没看完脸就红了，看到他这个反应，压在我心中一朵忧伤又沉重的云，终于豁然消散了。
虽然不能说话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我因此也有更多的时间去聆听和思考。在我的潜意识中，总有一个声音在说着：“总有一天，你会为你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的。”我坏得不够彻底，好的不够明显，但是在那个生死攸关的紧急时刻，看着急极败坏的邓明生对我舞着那把明晃晃的刀，我非但不觉得害怕，反而还有一种即将解脱的轻松感。
耿伯就睡在我病房的沙发上，几乎寸步不离。我醒着的时候他要么陪我去楼下的公园散步，要么就给我讲故事，从他小时候到中学，再到大学，参军，出国留学，突然接受大笔遗产，角色的转变，第一次的婚姻，以及和我发生的那些事。他还告诉我，他去法国的那一个月里其实做了很多事，但又没说具体是些什么事，只是神秘地说：“等你下次去法国时，你就知道了。”我虽然可以用手写字，但我一个字也没有写过给他，因为我喜欢听他说话，我不想打断他。不过，关于上次他准备求婚的事，他倒是只字未提。
大概半个月之后，我终于可以说话了，脸上的伤口也愈合地差不多了。耿伯告诉我说他已经找了一个最好的整容医生，我摇头拒绝了：“我不打算整容。”不等他开口问为什么，我又接着说到：“这次我保住了这条小命，纯粹是因为运气好。而脸上这个伤疤，是我应得的，就像是一个生命的印记。对于一个从鬼门关逃回来的人来说，面容已经不再重要了。即使是通过医学手段除去了，我心里的那条疤始终还会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