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是帝国正式作为世界列强帝国出现在世界外交舞台的一年,英法联军在高加索地区的大败,间接的证明了帝国陆军的实力。
这是帝国外交的新纪元和新时代。
1921年是中法缔结同盟的十周年纪念日,出于对中华帝国在一战中对法国作出的巨大贡献,法国政府决定在巴黎凡尔赛举行盛大的庆祝仪式,同样出于对两国永久同盟关系的最高程度的重视,帝国新上任的内阁总理大臣欧阳赓亲自前往法国访问,并将出席中法两国政府联合举行的庆祝会。
1921年2月,帝国海军大臣宋文翙陪同总理欧阳赓出访法英两国,帝国前任海军大臣程璧光作为华皇和总理的特使秘密访问德国,帝国财政大臣张康仁访问美国、墨西哥和南美洲国家。
在此期间,帝国外相梁敦彦访问伊朗、伊拉克、沙特和阿塞拜疆,同阿塞拜疆共和国、伊拉克两国分别签署《中东特殊保护条约》,将阿塞拜疆和伊拉克纳入帝国的保护国范围,同伊朗签署《中伊战略互助条约》,确立对伊朗的准保护地位,同沙俄阿拉伯则签署《中阿互助互惠协约》。
帝国副外相李恩富前往中亚,对苏俄管理下的哈萨克自治国进行访问,此后前往新成立的乌兹别克斯坦,签署《中乌特殊保护条约》,最后前往刚从大英帝国的阿富汗王国,就中国和阿富汗签署《中阿战略互助条约》一事进行最后的协商。
中英之间永远不可能成为铁杆的盟友。这和中法之间是截然不同的,中华帝国和法兰西共和国是天然的盟友,双方的利益和在国际世界的需求基本是完全一致的,中法经济和利益之间的互补也非常契合,而中英之间永远是斗争大于合作,如果不是战争的需要,中英甚至不会有合作。
即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也没有在问题上少给帝国惹麻烦,而帝国同样没有闲着,乘着进攻苏俄的同时。将部分旧枪械和弹药援助给阿富汗王国,派遣军官和官员担任阿富汗王国的军政顾问,为阿富汗王国的乘机作出了非常卓越而隐蔽的贡献。
中英之间的所有矛盾几乎都在于大英帝国的贪婪和傲慢。不管是在一战之前,还是在一战之后,这就逼迫中华帝国不得不以正义者的姿态出现在亚洲的外交舞台上。如果英国不去威胁帝国的安全,不去试图统治,不去试图垄断整个中东和中亚的统治权,中英之间完全可以更为和平友好的相处。
欧阳赓总理上台后,帝国就一直不断的进行各种外交工作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中法之间的坚定同盟关系,深化中美之间的战略互惠合作,维持同德国、苏俄的秘密合作,再通过联合一些亚洲地区的小国签署军事互助条约。暗中支持缅甸、马来亚、印尼的民族主义运动,从各个方面对大英帝国实蚀压制。
对外,欧阳赓内阁采取的是一种巧实力的迂回路线,不断利用帝国作为世界一流陆军强国和亚洲第一大国的地位,避开和大英帝国的正面冲突。巧妙的利用整个国际环境和其他国家去牵制那个拥有3500万平方公里殖民地的大英帝国。
对内,欧阳赓内阁则走了一条重法爱民的强硬路线,对袁世凯、梁士诒进行公诉,追查前任内阁留下的各种贪污腐弊,并不是不顾国内乡绅势力的反对,强行通过了《限田法案》和《劳工保护法案》。同时收回大银行的增溢权,采取一种紧缩的金融政策控制国内经济的风险。
整个1921年,中华帝国就在外巧内硬的阶段中度过欧阳赓内阁执政期的第一年,虽然质疑声浪很大,但是皇帝的支持还是压制住了国内的各种反对声浪,保证了帝国中央政府的稳定。
军事上,帝国陆军在紧张的进行大规模机械化作战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并在这个过程中推进陆军的机械化变革;帝国海军正式设立了航母项目和航母研究局,海军工作的中心则还是继续加强和提高本舰制造水平;帝国空军则真正的展开了双翼,开始对大型运输机和轰炸机的投入资金进行研究工作。
一战之后,帝国的财政情况应该是协约国中最好的,英国则是最糟糕之一,可英日美法的军费开支却因为新一轮的海军竞赛而无法降低,帝国是唯一将军费降低下来的国家,专心进行国内建设,对军事领域侧重于研究和改革,而非大规模的投入。
1921年10月上旬,在正式前往美国参加华盛顿会议之前,宋彪在海军大臣宋文翙的陪同下乘坐帝国海军旗舰震旦号战列舰前往罗源湾海军基地。
帝国海军在过去的几年中一直在试图建造真正的超无畏舰,其设计蓝图就源于德国的国王级和巴伐利亚级战列舰,在此之前,帝国还是在建造万吨级的威海级装甲巡洋舰,这一级巡洋舰是金州造船总厂在维克斯公司的帮助下,以胡德级战列巡洋舰为初始设计图纸,采用油煤混合锅炉和蒸汽轮机技术,标准排水量9700英吨,拥有8门双联装8英寸主,很像是袖珍战列巡洋舰的装甲巡洋舰。
帝国海军的一贯原则是不求最好,只求符合帝国海军的实际需要。
在过去四年里,这一级装甲巡洋舰总计在国内的三大造船厂建造了六艘,也是帝国海军的主要装备军舰,虽然排水量吨位较小,但是其防御效果已经接近早期的战列舰,整体具备防御同等10英寸火的防御效果,而最高时速仅是28节。远低于其他巡洋舰。
日德兰海战已经证明战列巡洋舰本不是战列舰的对手,唯一的价值就是消灭对手的巡洋舰,帝国建造威海级装甲巡洋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