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在江南大规模抢掠士绅的时候，李明勋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与统帅部想过很多的办法，但推演之后最终选择放弃，其中最‘骨骼惊奇’的法子来自于统帅部某位参谋的设想，虽然他用了大篇幅去定义，但在李明勋看来那就是古代版的‘一国两制’，即在大陆之外继续目前的政治体制，而在大陆之上则继续封建王朝，只追究典型汉奸的责任，其余士绅阶层的利益予以承认，这样凭借合众国的实力，一两次胜利就可以在大陆获得大片的地盘，对朱明和满清形成巨大优势，逐渐完成对东方大陆的统一。
然而，推演到最后，这必将会导致合众国分裂为封建王朝式的陆权国家和资本阶级扩张式的海权国家，而最好的结果是，李明勋称帝，成为两国之共主，协调两国关系，但也不得不否认，也只有李明勋拥有这样的威望，他若是没了，分裂是必然的，而最坏的结果是，两个汉民族国家开始不断的内斗，可能一百年都分不出胜负。
李明勋虽然从来都是秉持‘勿为子孙忧’的观念，但绝对不是‘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的人，如果用内战来决定民族的前途，还不如用民族解放战争来做到这一步。
“战争本身就是此消彼长的战略游戏，只要我们继续现有的道路就会不断取胜，定国，你也莫要太在意士绅们，这个世界上还有比他们更为恐怖的力量，那就是老百姓，我们失去的是士绅，得到的却是百姓支持，这才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李明勋微笑宽慰李定国。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蜀藩与云南本地士绅的冲突越来越多，往往因为开矿、练兵等缘由，蜀藩会大肆征买士绅的土地和产业，给出的价格极低，士绅们根本就是走投无路，只得被动接受，而态度大为转变的就是新近加入蜀藩的那些南明将领，与士绅狼狈为奸是甲申国难之后他们的生存模式，当忽然发现，可以直接大肆宰杀这些肥羊而不用付出多少代价的时候，这些将领越发肆无忌惮起来，彻底与蜀藩融合在一起，而刘文秀这个人做事公正，对嫡系和后来者一视同仁，蜀藩在云南的利益越来越大，实力也增长的很快。
而在云南士绅仍然是云南土地最大拥有者的情况下，蜀藩的藩下人只得大量投资采矿、贸易等活动，实际上成为了云南新生的资产阶级力量，而这些力量天然与掌握土地的士绅对抗，所以在云南境内也是最亲近合众国的。
随着云南士绅和当朝文官的利益受损，其更多的把希望寄托于近在咫尺的秦藩孙可望的身上，这群在西营时代被孙可望压制和剥削的士绅们发现，相对于阴损刻薄的马吉翔和凶猛如虎的蜀藩，孙可望简直可爱的像是一只小猫咪，所以来往于云贵之间的密信越拉越多，而在贵阳城中，孙可望收到越来越多的信件，简短的书信之中，云南士绅官员对于孙可望的期待如同黄河之水连绵不绝，而被视为云南士绅大救星，民心所向的孙可望越来越感觉自己胜算在望。
时间的车轮碾过了纷争不断的永历十年，进入了永历十一年，也正是在这一年初，孙可望在贵阳大封勋臣，其按照谋士方于宣所建议“皇上在滇，定国辅之，人心渐属于彼，臣请国主早正大好，封拜文武世爵，则人心自定矣。”孙可望终究还不是疯子，定国救驾之事已经让他知道自己过早的篡位不利于统帅人心，因此之事封王拜爵，没有正大号，但在私底下，他已经与诸将商定，待攻入滇京，消灭永历政权，则正式登基称帝，恩赐诸将万世基业。
按照孙可望的计划，他将在永历十一年八月，率领大军南下征伐云南，这个时候贵州及湖南秋收已过，可以集结屯田之兵马，又能更好的筹备粮草，积蓄更多的力量，而对于战争的结果，孙可望显的非常自信，他认为，蜀藩刚立，人心不稳，晋藩琼藩需大部分兵马驻守两广，抽调不及，而合众国并无大规模介入这次战争的迹象，一直在滇中兵马不足三千人，根本不足为虑，孙可望甚至命人‘预制枷锁三百副，向麾下部将曰：破滇之日，用以囚永历并、定国文秀诸文武，解黔问罪’。
有白文选在孙可望军中，类似言论和军事策略自然不会有用，待刚进入永历十一年，盟军就已经预备对孙可望的战争，而按照计划是三月进军贵州，平定秦藩叛逆。
盟军提前动手的原因除了打破孙可望利用秋收急需粮草的计划，最重要的还是考量来自满清的威胁，三月出兵，待满清反应过来，组织兵马来袭便是夏季，暑热天气，满清往往不会进行大战，在刚入关的几年，满洲八旗往往发动秋冬攻势，夏季回北京避暑（除了休整，便是躲避南方湿热天气），而到了这顺治十四年，满清入关十几年的光景，曾经的满洲劲旅已经成了‘四九城爷们儿’，更是不愿意夏季出战了，只要满清方面